在樱花盛开的时节，湖北官方连续发布消息称，全省新增病例为零。不幸的是，有人在网上说“零增长背后另有真相”，并贴出两张“又有新增病例”社区告示加以佐证，断定武汉为了“零增长”有所隐瞒，希望悲剧不要再次重演。
对于网络的质疑和担心，我的心情平静如水。在传染病流行期间，公开真实的疫情是防疫的重中之重，但官方只告诉老百姓几组数据，既没有什么鸟用，又暴露了他们又蠢又坏的样子。
说他们蠢，是他们清楚，每天只公布这些数据，杀不了菌灭不了毒，降不了菜价换不到米，却不想去改变；说他们坏，是他们明明知道医生已经套垃圾袋进病房，却不忘对记者说医疗物资充足，口罩多的是。
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是现在营销号骗流量骗粉丝的惯用伎俩，有责任的政府不能抄袭这种下流的路数。比如说，武汉宣布封城，政府就不能单纯地说“我们要封城”，你们都在家里呆着。政府还有责任告诉老百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政府要“封城”，没有公交了你们该怎么出行，生病的人该怎么去医院，感染的人该怎么自我隔离，不能谋生的人还怎么度日等等。
政府简单粗暴了，老百姓就恐慌了。
武汉宣布“封城”的第二天，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日门诊量高达2400人。睡在过道的、躺在走廊的、哭的、吼的、闹的、下跪的病人，情绪失控差点把护士的防护服扯破的家属，医生精神崩溃在诊室里大哭等等。
有人说，这是老百姓无知造成的恐慌，但老百姓的无知难道不是政府隐瞒疫情造成的？人类所有的恐惧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封城之下，老百姓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，他们想自救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自救；他们想逃生，却逃不出去；他们担忧自己的未来，却不知道该怎么改变。他们孤独、无助，甚至是悲观和绝望，他们当然有恐慌的权力。
如果官员只想人民为政府的决定服务，那群众只能选择配合，而没有恐慌的权力。但如果官员是想为人民服务，就应该反思一下，群众为什么会恐慌？怎么才能让群众免于恐慌？
很多时候，官员捂着盖子不说，是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公众的恐慌。事实上，避免公众恐慌很简单，积极地与公众进行风险沟通，每件事都按照“民可使知之”的思路来做就行。
2003年非典袭来，政府不知道该如何与群众进行风险沟通，老百姓被吓坏了之后，政府更是被吓坏了，甚至连一个有风险沟通经验的人都找不出来。当年，敢说实话的钟南山成了政府事实上的风险沟通发言人，风险沟通的基础就是说实话，却没官员敢这么做。
2020年“新冠肺炎”也是如此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一些媒体在报道成绩，一些媒体在报道问题，但大家都忽视了一点，没有得病的老百姓究竟该怎么办？这时候，上海的张文宏从一个传染病医生变成了“风险沟通发言人”。在张文宏的建议和政府发布的信息之间，很多老百姓都说，我愿意相信张医生。
2020年，在疫情发生的最初一个月，武汉市完全没有与公众进行风险沟通，武汉市把信息封闭起来，不与公众对话，不告诉公众真相，也不告诉公众该如何自救。
武汉封城，全国人民都已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。大家需要马上补一堂公共卫生知识课，大家需要知道每个人该如何预防“新冠肺炎”，你们却让春晚给大家熬一锅鸡汤，要大家把“坚定的信心”当成“最好的疫苗”。
他们明知公众一无所知造成的灾难，远远大于信息透明带来的恐慌，但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不说，公众无论怎么恐惧都和政府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从疫情开始到现在，很多武汉市民没有看到过一份如何预防新肺炎的指南，即便被要求回家隔离的病人，也没任何人得到过一份居家隔离指导手册。有居家隔离的病人告诉我，病情严重了，只知道打电话给社区，社区只告诉你两个字“等着”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：社会恐慌比病毒更有杀伤力。如何在疫情来临之前，提醒公众注意防范，又不造成过分的恐慌，国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。2月25日，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了“新冠肺炎”预防对策，建议避免人群聚集、勤洗手、遵守咳嗽礼仪、企业错峰上下班等等内容，针对患病的轻症感染者，他们特别指出：“如果今后疫情加重，除非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，出现感冒程度症状的轻症患者原则上应居家静养，如果病情有变，再联系医疗机构就诊。老人和基础病患在治疗其他疾病时，也尽量采取电话就诊的形式。”在英国，国家医疗服务体系（NHS）在发布疫情数据的同时，给所有在英国的人都提供了一份看病指南。在这份指南中，英国NHS告诉大家，流行病传播的非常时期，“不要随便去医院”，如果你有发热现象，请按照以下步骤执行：为了避免任何人隐瞒病情，英国政府还告诉偷渡者，给NHS打电话不仅看病免费，NHS也不是查你们的身份，保证你们看了病，不会被警察抓走，还可以继续“黑”下去。从疫情开始，英国NHS的看病指南就在电视台、媒体滚动播出，电视台、媒体也每天都有专门的节目，请病毒专家和医护人员，来指导公众如何预防新冠肺炎。
在德国，官方发布的病例数据不仅仅是数字，还包括病人的感染溯源信息。比如，患者是从那个城市回来的，或是观看了那场足球赛，或接触了已受感染的人等情况。所有的这些信息，是为了帮助公众了解真实信息，主动实施自我防护。德国人主动实施自我防护，当然不是抢口罩抢双黄连抢板蓝根抢洁尔阴，这种非专业的自救德国人是干不出来的。德国人有相应的部门提供专业的公民自救服务，他们有靠谱的大流行病计划，他们有靠得住的联邦民防与救灾局。一旦发生天灾，公民应该做什么准备？联邦民防与救灾局的网站上都有信息披露和操作指南，那怕是囤积食物这种弱智的事，也会告诉你买多少东西就可以安全地渡过十四天。他们尊重公民的一切选择，公民有选择，他们就有行动指南。公开疫情产生的恐慌通过风险沟通可以消除，我们还需要学习；隐瞒疫情造成的灾难绝对不可避免，我们还需要总结。
因为权力之下没有独立思考的人，我们成了生活在恐惧中的奴隶。从农村到城市，社区里贴满了各种热血沸腾的标语，贴满了没有下限的恐吓与呵斥，鲜有看到指导群众自主预防疫的宣传（四川除外）。媒体也是如此，讲封城，报道领导人雷厉风行的措施，宣扬国内同胞和全球华侨众志成城，高歌医护的壮举，口罩上的中国、医院内的视频、把雨衣当防护服的医生、头上罩着垃圾袋的护士，以及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变动等等。所有的这些报道中，鲜有提及个人如何主动预防新冠肺炎。当然，这不是媒体的责任，而是政府欠我们每一个人一份防疫指南。防疫指南不是告诉我们，社会防疫秩序井然，口罩多的是，床位也不缺，医院不拥挤，就是医护人员苦一点累一点。防疫指南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个人主动防护。如何出门坐地铁，如何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，如何勤洗手，如何戴口罩，如何在家里进行通风和保洁，如何使用高浓度酒精消毒，不会引起火灾等等基本问题。防疫指南不是告诉我们，自我隔离期间不要出门，呆在家里就是为国家做贡献。防疫指南要告诉我们，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，该如何在家进行隔离治疗；生病了该怎么办，线上的医生怎么给我们看病；轻症病人要去医院，该如何避免交叉感染。政府既然说防疫是人民的战争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战士，那你应该给我们一份防疫指南，让每个战士都清楚自己要做什么，作为普通百姓、社区工作人员、志愿者、小区保安、医生和护士，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来切断病毒传播。传染病不像地震、水灾这些自然灾害，灾难发生后就自动减弱。传染病是瘟疫，预防做不好，灾情就会越来越重。政府应该给我们一个防疫指南，指导我们如何群防群治。我们要的不是让群众相互举报，而是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帮助。一份正确的防疫指南需要流行病学家来主持工作，他不是单纯地讲病毒知识，还要对每一决策都有社会学、管理学、公共政策等方面的思考。显然，一涉及到社会学、管理学、伦理学、公共政策的视野，就容易被官方定义为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，批评训斥禁言封号吓得很多人不敢吭声。我说这些话，让你们正视这样的现状很难受，但终究不是什么坏事，这些年你们太注重硬实力，以至于你们以为硬了就是爱。这次的疫情告诉你们，硬件再硬，软件不行，都不会有一点爱意。最后结尾，政府欠每个人一份防疫指南，很大程度上是官员对人不够重视，然后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，政治利益想得太多，老百姓的利益想得太少。
1、武汉的反思系列之一：什么李文亮会被训诫？
2、武汉的反思系列之二：隐瞒不报“新冠肺炎”惹了多大祸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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